Archive for 1月, 2016

消费者不当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

某男子购买今麦郎方便面,发现醋包内汞含量超标,即以此为由向今麦郎公司索要天价赔偿金450万元。近日,河北某地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8年。判决一出,引发了大量讨论。实际上,消费者索要天价赔偿招致牢狱之灾的事件早就不是新闻了,2006年的黄静向华硕索赔案才是此话题的第一案,只是黄静比较幸运,最终被无罪释放,还得到了国家赔偿。此类事件屡屡发生,且相似事实却出现不同判决,不仅普通消费者对该问题不明就里,在法律界内部该问题也充满争议。
消费者维权索赔本属正当行为,但索要数额庞大的就涉嫌敲诈勒索罪,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真就仅在于数额吗?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恐怕难以服众。笔者且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所谓敲诈勒索,即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之目的,通过恶害通告等威胁手段,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从而被迫交付钱财的行为。如对该定义进行机械解释,消费者的过度维权行为确实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首先,索要远高于法律规定及社会容忍度的赔偿金额,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推定为“非法占有之目的”;其次,威胁商家如不按要求支付金额即向媒体、网络散布本事件的行为,极易引发商家对其商誉受损之恐惧,该行为完全属于“威胁”之范畴。按照这样的思路,消费者借助舆论压力相威胁索要天价赔偿的,属于敲诈勒索行为无疑。
然而,一旦如此认定,往往给公众带来不公之感,觉得法律偏袒企业而漠视消费者之权利,是富人财团之法而非公民之法。其中的症结就存在于对上述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判定。
对于如何判定“非法占有之目的”,这里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要天价赔偿没有任何法律或情理之依据,是行为人不应得之钱财,对超出合理范围的数额,行为人自然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国的判例中,经常出现对消费者的天价赔偿,凭什么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就不如外国的值钱呢?并且,天价赔偿能够提高不良商家的违法成本,从制度层面真正杜绝商家的违法行为,不仅不违法,还完全合理。对此,笔者这样认为。外国的法律及法例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不仅关注对个案被害者的赔偿,更关注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及预防,这也是外国商家较为循规蹈矩的原因之一。如果从法制发展的角度,这是中国应当学习借鉴的地方。然而,我们讨论的是某个个案是否构成犯罪,这就不能旁征博引,只能以现下中国的法律及社会认知来判断了。从现行的法律规定看,惩罚性赔偿最高也不过是商品价值的十倍,我国也从来没有过天价赔偿的先例,那么,索要数百万的赔偿明显就是奔着“非法占有“去的。
更值得探讨的是敲诈勒索的客观方面,就是对于“威胁行为”是否需要有所限定。并非所有的“威胁行为”都是非法的。比如,以举报违法行为相要挟索要钱财的,其目的不合法,但威胁行为是正当的,因为公民享有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同样,消费者以舆论炒作相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目的非法,但威胁行为本身合法,因为消费者有权利将所购买的商品不合格的情况公之于媒体、网络,只要发布的信息完全真实。以上两例都是目的不合法但手段合法地情况,显然,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倾向于认定为敲诈勒索犯罪。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敲诈勒索罪的定义及构成要件中,没有对威胁行为的性质进行必要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可能使人产生心理恐惧的行为,即使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也是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的。细思之下,这种规定不合理,有主观归罪的倾向。刑法惩罚的是行为而非目的,在一个行为的手段合法,只是目的非法的情况下即以罪论处,未免过于严苛。
综上,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消费者以舆论炒作相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确实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同时,笔者也认为,这种规定及司法实践应当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变。现在,本案的嫌疑人已上诉,终审判决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希望对既有的观念和实践有所突破。

Published by Yu Wang on 1月 28th,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

原告:“今天开庭,被告没出现,法官让我回家等着,这合法吗?”

近日,某甲首次作为某案的原告,拿着法院寄来的传票大老远地从A市跑到B市去开庭。可到了法庭门口,也等到了开庭时间,却一直都没看到被告的人影。法官说,给被告的传票早已寄出并且收到了妥善投递的通知,被告没来的原因尚不得知。于是,某甲只能回家等待法院关于开庭时间的后续通知。这让某甲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了,在他看来,传票是官方正式的文件,开庭又是庄严肃穆的活动,怎么到了现实中,被告说不来就不来了,庭说不开就不开了?
其实,这个小小的案例中涉及了一些较为细腻的法律知识,笔者在此略为剖析一二:
一、有关法律文书送达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诉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活动中的送达方式主要有下列六种:
1. 直接送达;
2. 留置送达;
3. 委托送达;
4. 邮寄送达;
5. 转交送达;
6. 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具体到本案例,法院的送达方式并无不妥。若回执记录的收信信息没有问题,法院有理由认为传票已由被告收悉。但实践中,由于电子商务与快递业务发展迅猛,代签代收现象早已屡见不鲜,就已知情形来说的确不能完全排除法院寄送的文件被代收,而代收人又未及时将文件转交给被告而导致送达实际失败的情况。然而,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就自然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而形成的诉讼来说,法院方面通常会事先通过电话及时与当事人进行直接沟通,安排送达等事宜。这样或多或少避免了因邮寄本身的弊端而导致送达失败的情形。
现实生活中,被告不参加庭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法为被告不参加庭审活动的问题提供了一部分解决方案。
二、有关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采取的强制措施
《民诉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何谓“必须到庭的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民诉法解释》”) 第一百七十四条明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同时,在第二款指出: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
因此,法律针对不到庭的原告和被告分别规定了可以适用拘传而使其到庭就审的条件。实践中,法院就是否采取拘传措施享有决定权。
三、有关缺席判决
言至于此,有人不禁会发问,如果本案例中的被告并不属于上述法条中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在收到法院合乎法定程序的传票传唤后又不到庭参加庭审,难道庭审就因此而进行不下去了吗?该如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进而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呢?
其实,在当事人不到庭的情形中,为了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除了上述的强制措施规定之外,我国法律还引入了“缺席判决”制度。顾名思义,缺席判决即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作的判决。其法律思想基础源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身诉讼权利享有的处分权,其立法主旨是为了在一方当事人不到庭的情况下,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诉讼的拖延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可以依法缺席判决。
该规定明确了被告在经传票传唤后,排除正当理由而不到庭时,法院应当按期开庭审理,听取到庭的原告的诉求与理由,同时对已经提交的证据与诉讼材料进行审理。但是否作出缺席判决的决定权仍旧掌握在法院的手中,而法律并没有进一步明确适用缺席判决的情形与要件等问题。与之相反,法律在赋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时,以及在二审与再审程序问题中的也规定了与“缺席判决”有关的规定,如《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等。这些规定难免会对法官在实际判案中决定是否作出缺席判决造成一定的压力。因此,在实践中,在满足可以做出缺席判决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不会轻易作出缺席判决,而是以再次传唤,变更送达方式与另行择期开庭取而代之。
综上,针对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的被告不到庭的情况,由于法院是依职权作出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或作出缺席判决的决定,而法律未能同时跟进与具体实践相关的规定,难免陷入“制度空想”与难于执行的境地。若想切实有效地保障某甲公平地行使诉讼权利,平等地享有诉讼地位,还需等待有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Published by Crys Zheng on 1月 26th,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

重拳出击:44单位联手 55项措施惩戒“老赖”

2016年1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联合其余42家单位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发布会上强调这是截至目前签署部门最多的一个联合备忘录。该《备忘录》共提出了55项惩戒措施,对六类失信被执行人开展联合惩戒。惩戒涉及部门及措施之多,范围之广都非常罕见。
u   六类“老赖”
该《备忘录》中明确的惩戒对象是此前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规定的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符合特定情形的六类失信被执行人,具体包括:

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
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u   八类惩戒措施

对失信被执行人设立金融类机构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设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融资性担保公司及设立商业银行等。
是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限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限制收购商业银行、限制融资授信等。
第三类是对失信被执行人行业准入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成为海关认证企业,限制从事药品、食品安全行业,限制从事矿山生产、安全评价行业,限制招录(聘)其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第四类是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重要职务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担任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限制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担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第五类是对失信被执行人享受优惠政策或荣誉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申请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限制享受优惠性政策认定,限制参与国有产权交易,限制申报重点林业建设、重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禁止参评文明单位、道德模范,限制参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评先、评优等。
第六类是对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及其他消费行为的限制措施,例如限制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产品,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高铁,限制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限制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购买不动产,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
第七类是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出境、定罪处罚的限制措施。
第八类是协助查询和公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措施,例如协助查询失信被执行人身份、护照、婚姻登记及车辆财产信息,查询海关认证资格信息,查询安全生产许可审批信息,查询渔业船舶登记信息,查询律师登记信息,通过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

2015年6月18日,7月1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正式上线限制被执行人购买列车软和车票和飞机票;随后8月25日开始,中国铁路总公司增加限制乘坐高铁和其他动车一等以上座位。截止2015年12月底,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列车59.88万人次;乘坐飞机357.71万人次。
而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官网上公布的信息,自2015年12月1日全国工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交换应用系统全面上线运行以来,系统中失信被执行人数已达139.5万人;截至2016年1月13日,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限制“老赖”担任公司各类职务共计6686人次。
相信在55项联合惩戒措施面前,在44家单位重拳出击之下,法院执行难的局面能够得到进一步缓解,“老赖”们面恢恢法网将会赖无可赖。

Published by Myra Kong on 1月 25th,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
规定中明确,要依法切实保障律师的八大诉讼权利,分别为: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辩论、辩护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人身安全权,申诉权。
实质上,这八大诉讼权利应当是“老生常谈”了,在之前的三大诉讼法,尤其是律师法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最高法的这个规定不过是从原则、宏观的角度予以重申和强调。虽说没有新内容,但这一规定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意味着,当政者也深刻意识到,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中,律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推进法治建设,律师是不可或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在此规定公布之前不久,十二名律师及法律学者走进中央政法委,同中央政法委书记及司法部部长面对面会谈,提意见,谈看法,这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相信绝非偶然。
然而,律师地位与作用的提高,并非只是靠几个代表性的事件和原则性的宣言所能实现的,其所需要的是更加完备的规则、制度和保证规则和制度有序运行的大环境。这是一个大课题,不可能寥寥数语讲清楚。但如仅从规则制定的角度简而言之,笔者认为,关键点无非有二:其一,规则尽量细化,少一些“可以”,多一些“应当”,少一些模糊,多一切确切;其二,就是完善的救济体制了,损害律师权利的,要追究责任,不仅要有程序上的救济,更要有实质性的处罚,这样,才能落到实处。
作者:王宇、Chris

Published by Yu Wang on 1月 21st,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

快播案中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2016年1月7日、1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被告单位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王欣、吴铭、张克东、牛文举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更是通过微博,将庭审过程进行了实时播报,使该案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坊间各界人士的讨论。
由于法院尚未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不妨乘着这股热议浪潮来从法理学的犯罪构成角度来了解一下何谓“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具体条文如下: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本罪犯罪构成的一些看法:
1. 犯罪主体:
本罪被规定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九节,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六条 之规定:
单位犯本节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由此可知,本案中被诉自然人与单位均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2. 主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条文可知,成立本罪要求犯罪主体抱有“牟利目的”而做出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而根据网络上发出的庭审笔录全文 ,本案公诉人同时指控了被告单位与被告人是故意犯罪,属于犯罪故意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了故意犯罪的概念,即: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根据网络上发出的庭审笔录全文,本案公诉人的指控主要为:被告单位自成立以来,通过向互联网发布免费的QVOD媒体服务器安装程序与快播播放器软件的方式,为网络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务。被告人与被告单位在明知网络用户将上述服务器与播放器用于发布、搜索、下载、播放淫秽视频的情况下,仍予以放任,导致大量淫秽视频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公诉人根据相关系列证据证明了被告单位的盈利模式,并指控被告人明知快播播放器被用于在线播放淫秽视频…而快播公司除了应付检查,怠于履行审查监管责任,进一步印证了放任心态。
3. 客体:
根据《刑法》的章节排列,本罪所侵犯法益为社会管理秩序。具体而言是国家对于淫秽物品管理。
《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同时界定了淫秽物品的范围,规定如下: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根据网络上发出的庭审笔录全文,公诉人提交的证据中仅交代了查获快播托管于某公司的四台服务器,并从该批服务器中的三台中提取了29841个视频文件进行鉴定,而认定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为21251个。
笔者认为,目前就“淫秽物品”而言仅有物品形态与种类上的定义与划分,而就构成“淫秽”的判定标准与淫秽物品引发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此外,在查获的部分服务器中提取部分视频,再以提取的文件总数与鉴定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数量形成的比例作为依据证明传播行为的程度及其社会危害性,在某种程度上讲有失偏颇。但是,从国家制定的各项诸如《刑法》、《广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条文可知,在并不明确区分规定淫秽物品针对的受众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抛开明析淫秽物品的危害程度,国家对“淫秽物品”始终持坚决的管控态度。基于此,不妨碍认定本案满足成立本罪的犯罪客体要求。
4. 客观方面:
根据网络发布的庭审笔录全文,公诉方的指控大致可简述为:本罪的犯罪主体通过在网络用户安装播放器时捆绑其他公司软件和资讯窗口进行盈利,并以牟利为目的,凭借其服务器与播放器的相关技术使大量的淫秽视频得以被在线点播播放,导致淫秽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最终引发了社会管理秩序失序混乱。
对此,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韩友谊教授特别发文 ,从不作为犯罪的角度讨论了他对本案的看法,关键点如下:
快播公司没有制作、发布淫秽视频,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和淫秽网站有合作关系,所以其软件单纯能够打开淫秽视频的性能不能构成任何犯罪……但是快播公司提供的视频软件不仅可以打开淫秽网站的淫秽视频,还可以由于视频的打开而在快播公司的服务器上形成存储,而此种存储又可以被其他客户调取……“打开”不是传播,“存储”也不是传播,但允许他人“调取”就是不作为的传播了。……快播公司由于自己服务器提供缓存的先在行为而产生了管理自己服务器内淫秽视频的法律义务。……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取决于不作为者有没有作为的能力,如果完全没有能力挽救法益,那么“法不强人所难”,不能成立犯罪。……对于没有国家标准的新技术行业……法律会向技术低头,只要采纳了同行业最高成就(标准)的风险防范技术,就应该认为企业尽力了。
如果对于快播服务器与播放器的技术原理与庭审笔录各方所交代的技术原理相一致,笔者完全同意韩友谊教授上述的针对本案犯罪客观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诚如韩教授指出的,本案存在许多未知问题:新技术企业的审查监管义务的标准为何?被告单位与个人已采取的管控措施是否充分?在技术上是否能做到让网络服务器不提供缓存?能否在发布环节通过技术完全屏蔽掉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能否阻止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在播放器中进行播放?通过技术与人力能否做到筛查并删除全部属于淫秽视频的文件?这些问题都是快播公司能否脱罪的关键,而这些问题亟待有关专家的回答与相关符合证据条件的证据来支持。
笔者同时认为,从不作为犯罪的定义出发,对本案将有另一个角度的解读。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理学通说含义为:行为人违反法律直接规定,负有法定义务而拒绝履行,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行为。此含义包含下述几个要点:
1. 不作为犯罪须有法律《刑法》的明文规定;
2. 不作为犯负有“为一定行为”的法定义务;
3. 不作为犯拒绝履行法定义务即“不作为”;
4. “不作为”造成的危害达到严重或恶劣。
本案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并不属于上述纯正不作为犯罪,而更贴近于法学理论通说中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被告人与被告单位所谓的应为的义务并非基于法律明文规定,而应基于其先前行为,即开发新技术(快播服务器与播放器)的行为,由于该技术被主要应用于互联网,并由大量网络用户通过使用该技术发布、点播并下载网络文件,其中便包含了大量的淫秽视频文件,足以产生危害国家对淫秽物品进行的管理失序的危险,因此该先前行为就成为了被告单位与被告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笔者将持续追踪本案后续进展。

Published by zlu on 1月 19th,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修正)

近几年,随着国家财政对教育领域的投入日趋增加,教育市场不断壮大,同时带动了培训及民办教育市场的迅速膨胀。职业技能培训、执业资格考试培训、语言类培训以及琳琅满目的课外辅导班与国际学校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数量与日俱增。
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改动莫过于将原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第三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此条款如此修订的意义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此次修订前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此外,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对合理回报的标准并未明确划定。此外,《民办教育促进法》六十六条还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该法颁布后,国务院并未制定学校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管理办法。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即将修订,修订后的民办学校将有可能自主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营利性法人,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也将根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并向社会公示。其中,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校自主决定。另外,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很可能将删除与举办者取得“合理回报”以及“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工商登记”相关的规定。
上述修订完成后,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立限制将被放开,民办教育机构将可以以营利为目的设立,可以在工商局以公司制形式设立,并且其收费标准将由举办者自行决定。民办教育机构以营利目的运营与公司制登记注册的问题将得以解决。教育机构无法在境内上市的法律障碍也将进而得以破除。

Published by Crys Zheng on 1月 6th, 2016 tagged 未分类 | Comments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