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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俊波:让中国公民的生命不再廉价

1月28日,北京雷曼律师事务所律师郝俊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公民建议书,建议我国公民死亡赔偿标准从40万元的最高限额提高到最低300万元,这位致力于为中国公民进行跨国诉讼的律师立刻成为新闻人物。他的建议因何而起?300万元,这个让很多人似乎不敢正视的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在我国是否可行?1月31日,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记者来到雷曼律师事务所采访了郝俊波。
300万元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吗
作为我国第一个代理空难跨国诉讼的律师,今年36岁的郝俊波致力于为中国公民进行国际索赔,并从代理包头空难跨国诉讼中获得启发。
2004年11月21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一架庞巴迪CRJ200LR支线喷气式飞机从包头飞往上海。飞机起飞后不久在空中爆炸,坠入距离机场两公里的南海公园一处已经结冰的湖中,机上全部乘客47人、全部机组人员6人以及一名地面公园工作人员和一名游客均不幸遇难。
空难发生后,罹难者家属作为原告,于2005年10月以东航、庞巴迪公司、飞机发动机的制造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被告,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的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被告主动提出要和原告调解。2006年11月2日,全部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美国旧金山共同签署了一份调解协议。在这个协议中,被告同意一揽子赔偿32位原告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约合人民币300万元。
“这就是300万元赔偿标准的根据。这个数额源于当时空难谈判中中国的航空公司、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美国的发动机制造商各方达成的共识,不是我拍脑袋能想出来的,所以有现实意义,也希望对其他空难赔偿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郝俊波一边说,一边向记者出示协议的复印件和翻译件。
参考外国的赔偿标准在中国可行吗
“尴尬的是,直到今天这个协议还没有得到履行。”郝俊波说,“就在签完协议,死者家属以为空难悲剧终于可以落下帷幕的时候,东航考虑到该案有可能被美国法院裁定由中国法院受理,而我国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极低,东航签订协议后拒绝履行。”在美国一审法院裁定本案应该先由中国法院审理后,空难死者家属试图在中国法院起诉,但法院未受理此案,也未告知不立案的理由。目前,空难家属已通过美国律师向美国法院申请重新审理此案。
“然而,庞巴迪公司和通用公司直到今天还特别愿意履行这个调解协议,他们觉得很合算,赔得那么少,原告还满意。”郝俊波通过诉讼发现,中外空难赔偿差别很大。
目前我国涉及空难死亡赔偿金额方面的法规主要是中国民航总局2006年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和最高法院200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限额解释”),根据这些法规,空难受害人可以获得的死亡赔偿最多不超过40万元。
“在我国,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受害人在处理问题上比较尴尬。在赔偿中,责任人占据主导地位,往往因法律的限额规定表现强硬。在实行案例法的美国,不存在关于最高限额的指导性的法律,每个案子赔偿的数额可能都不一样,如果说大体有个平均数的话,根据与我们合作的专门处理空难诉讼的美国律师介绍,空难大部分最后采用调解方式。依照他们的经验,平均一个空难死者的死亡赔偿数额约为150万美元。这当然远高于我们提出的3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但在美国,这个数额航空公司一般都比较乐于接受。”郝俊波说。
记者不禁问道,参考外国的赔偿标准在中国可行吗?中国的责任人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吗?
郝俊波回答:“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已经废除了空难赔偿限额的规定。该公约兼顾和权衡了不同法系和不同国家的利益,既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适度的前瞻性。既然我国已经加入并批准了该公约,国内立法就应该与之接轨。至于以责任人的承受能力来确定其应当承受的法律责任,我认为是毫无道理的。”
投保责任险是解决之道吗
郝俊波已然注意到这样的担心:提高公民死亡赔偿标准会加重需要承担责任的企业、公民个人甚至政府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位本科学习经济,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获得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的律师愿意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法律问题:“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中,责任人都可以通过购买责任险来转移或降低这种风险和成本。”
“事实上,对航空业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据我国法规和国际惯例,在中国经营航空公司必须投保责任险,因此实际赔付都是保险公司支付的。具体如包头空难,因东航是在外国保险公司投保的,如不赔偿中国死者家属也只是为外国保险公司省钱。既然这样,法律又规定不合理的赔偿限额对旅客来说显失公平。”郝俊波说。
那么企业、个人、政府如何处理死亡赔偿标准提高的风险呢?郝俊波一一分析道:“目前我国也有一些要求企业购买责任险的法规,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死亡赔偿标准低,除航空、海运等行业外,很多企业没有足够的压力去购买责任险。如果法律提高了死亡赔偿标准,企业就会更加主动地购买责任险。而且迫于发生事故赔偿的巨大经济压力,企业无疑会更重视安全生产经营,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或杜绝空难、矿难那些本可避免的重大责任事故。这才是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
“至于公民个人,除非在特定情况下或使用了具有危险性的工具,才可能会具有伤害他人生命的威胁,并需要承担死亡赔偿责任。最典型的例子是公民在业余时间驾驶自己的私家车时将人撞死。如果驾驶是开车人的工作,赔偿责任就是企业的。很显然我国法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有法规要求买车时必须购买责任险。如果提高了死亡赔偿标准,公民只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多交些保险费就可以了,还可以改变不道德驾驶人‘撞伤不如撞死’的逻辑。”
“政府根据法律就公民死亡作出赔偿,也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责任险使风险降为零。”郝俊波相信,提高死亡赔偿标准,可以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正向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离我们有多远
我国是一个事故多发国家,每年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个小数字。郝俊波认为这和我国对生命定价过低、责任人违法成本和利润相差悬殊有直接的关系。“生命是无价的,但如果法律不给生命定一个公平的价格,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死者家属的冷漠,更是对责任人的纵容。”他说。
他特别提及两个有名的案例。一个是2005年的万络赔偿案。“万络”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药品制造商洛克公司生产的一种治疗关节炎的药。2005年8月19日,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陪审团判决洛克公司支付Ernst女士2.535亿美元,因为Ernst女士的丈夫Robert因服用万络引发心脏病而在2001年病逝,其中的惩罚性赔偿是2.1亿美元。一个是更早一些也更广为人知的麦当劳烫伤赔偿案。一个老太太买了一杯麦当劳的咖啡坐在车里,车子一晃,咖啡洒了出来,烫伤了老太太。法院判定老太太获赔2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赔偿,14万美元的精神损害赔偿,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何为惩罚性赔偿?据介绍,惩罚性赔偿与普通赔偿不同,普通赔偿按实际损失计算,惩罚性赔偿通常为实际损失的几倍甚至更多,由法官视违法方的动机而定。目的是用重罚产生威慑力,让责任人牢牢记住由于自己的过错对人身造成威胁、伤害的教训。
在我国,惩罚性赔偿仅仅体现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者因欺诈须对消费者进行双倍赔偿。“这不足以对违法行为构成威慑,”郝俊波说。而按照最高法院的“限额解释”,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郝俊波认为,“这种算法,既存在城乡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把人当成20年不涨工资的机器,而且由于数额太低,对责任人缺乏震慑,违法成本低导致对生命的藐视。”
这位主攻跨国诉讼的律师,深感由于国内外法律思维、规定的不同,中国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在跨国诉讼中面临诸多歧视性待遇。“为什么龙的传人要被法律贴上廉价标签呢?”
跨国诉讼路在哪里
目前,郝俊波正在代理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空难和美国博士伦护理液等跨国索赔案。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首页最显眼的位置是征集受害人家属的启事。
“外国的跨国公司给中国消费者造成伤害的案例屡见不鲜,但由于中国法律对人身伤害主要以赔偿实际损失为主,不仅对受害者不公平,而且让有些外国公司肆无忌惮。”郝俊波认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东芝笔记本电脑案,日本公司赔偿了美国消费者10亿美元,但对中国消费者却拒绝承认产品存在缺陷。
“我们希望通过诉讼手段,利用外国法律的高赔偿标准,不仅为受害者争取到公平的赔偿,更主要的是通过有震慑力的经济惩罚,强迫外国公司重视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问题,至少要为我们中国公民争取到和其他国家公民平等的待遇。”郝俊波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开拓一个新领域,即与国际上最好的各领域专家和外国律师合作,希望能为因使用任何外国公司的产品或接受其服务受到伤害的中国公民,提供一个简单方便的跨国索赔渠道。
尽管跨国诉讼技术复杂,但郝俊波坚信:“再难的问题都是由简单的问题组成的,一个个分开解决,就可以最终解决大问题。”“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外国的跨国公司知道,我们也可以到你们的国家起诉你们;让普通的中国公民知道,跨国诉讼也是维护我们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采访即将结束时,郝俊波说他喜欢律师这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他还说他喜欢的历史人物是岳飞,很欣赏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http://www.jcrb.com/n1/jcrb1555/ca676866.htm
时间:2008年02月04日 01时20分 作者: 肖玮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Published by admin on 2月 18th, 2008 tagged 新闻中心 | Comments Off